(4)合同责任的过错可以进行推定，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其违约是不可抗力就可以免责，不能证明则暗含了对其过错的推定。
思想犯与良心犯并不能区分得很清楚，有时候只是不同的说法而已。(2)坏运气与责任人的物有关系。
红灯停、绿灯行，尽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，但从道德上来看则是任意的，反过来也未尝不可。机动车在没有过错的情形下，是否出现事故就与运气有关。总结既往的目的，就在于今天的坚持和巩固， 更在于明天的完善和发展。[7]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，也不是凭空想象的，而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、社会性质、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，也就是说，它是由这个国家的具体实际所决定的，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历史逻辑、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和理论逻辑、丰富的实践成果和实践逻辑。所谓选择能力，是指行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，其对于有害项的选择并非受控于非自主因素。
恶法所强加的法律责任就属于此类。《决定》提出了总体目标，即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，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。[3]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几个月，邓小平也曾指出：从总的状况来说，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，是一种落后的东西……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。
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读者对梁山好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津津乐道，明明是抢劫却说成是智取。(4)合同责任的过错可以进行推定，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其违约是不可抗力就可以免责，不能证明则暗含了对其过错的推定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，是我们党长期思考和总结的结晶。所谓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，是指法律责任的设定与道德没有关系，道德对于法律责任，既不肯定，也不否定。
后者才是我们这里说的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。[7]民法中的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就是由坏运气导致的责任。
当然，如果所有的途径你都穷尽了，虽然你最后也选择了报复，但与前者相比，过错就要轻多了。此外，有些法律责任与道德没有关联，我们可称之为无道德性。所谓法律责任的非道德性，是指法律责任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被制定和实施，但在道德上却不被承认和支持。[11]所谓制度犯罪，是指其行为是不是犯罪并不是自然意义上的，而是由制度强行规定的犯罪，如政治犯、思想犯、良心犯等。
[4][古希腊]亚里士多德：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，廖申白译注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3年，第72页。自然犯罪的刑事责任具有很强的道德性，而在制度犯罪中，就有一些犯罪具有非道德性。可是，为什么具有同样过失的某甲就不要承担责任呢？一个决定性的区别因素就是，某乙遇到了一个坏运气。运气可以分为好运气和坏运气。
[3] 所谓选择空间，是指行为人当时有若干个备选项，但行为人却偏偏选择了一个不应该选择的有害项。对于制度犯罪，在司法中，根据主客观一致的原则，当然也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。
[3]参见崔雪茹、易立：《道德行为的自由与责任析论》，《理论与现代化》2016年第3期。诸如，1980年8月18日，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的讲话中指出：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，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。
国家制度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。基于坏运气的法律责任、合同责任以及违誓责任即属于此类。法律责任的道德根据与法律责任的规范根据不同。比如刑事责任中的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，前者刑事责任的道德性强于后者。比如，当下各地方政府对上访人、失信人的子女在升学、就业、参军等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限制，就可归于此类现象。三、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互动 《决定》意蕴丰富、博大精深，形成了具有互动性特征且逻辑严谨的闭合。
在这一意义上，思想犯就与人权联系在了一起。比如对政治犯的惩罚，其非道德性也有程度不同的区别。
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攻坚战，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运用强大的制度威力和卓越的治理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，从而赢得战略主动、获得前进动力。而建筑物倒塌是否致人损害，也存在运气的成分。
法律上的过错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范根据，而不是其承担责任的道德根据。还不就是说，大宋朝廷的财富不具有正当性。
这种基于运气不好所导致的责任，与过错责任相比，道德性因素明显趋弱，是为弱道德性。思想犯也好，良心犯也好，都不是规范名称，而经常是对政治犯的称谓。因此，将这种正当的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理就具有非道德性。所以，惩罚思想犯，无异于是否定一个人做人的资格。
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，系统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、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中坚持和巩固什么、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问题，深刻诠释了它们之间互动的新时代逻辑，集中体现了历史与现实贯通、国际与国内关联、理论与实践互动、坚持与发展结合的鲜明特色。问题是，这个度在哪里？可见，法律责任与道德关系的类型划分只是定性分析，并不是定量分析。
比如《侵权责任法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，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。两相比较，自然犯罪的行为容易打上道德评价低下的印记，而制度犯罪的行为则不容易引起较低的道德评价，相反，行为人反倒有可能被视为英雄。
[13]无过错责任在逻辑上是个负概念，即不具有某种属性的概念，至于它到底具有什么属性则并不清楚。在这种责任类型中，一个人之所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，并不是因为行为人在道德上具有直接可非难的原因，而仅仅是因为行为人自身的因素与某种客观因素结合在了一起。
到2035年，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，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[13]魏振瀛：《民法》(第三版)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678页。因此，一般来说，刑法中的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相比，其道德性就相对较弱。因此，当坏运气作为法律责任的根据时，就削弱了法律责任的道德性。
第二，在强道德性、弱道德性、非道德性和无道德性四类责任中，除了无道德性外，其他三种都是程度性的划分。法律责任是责任主体由于违反义务而必须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，违反义务就是法律责任具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。
行为人对其错误的自选动作必须承担不利的后果，这在道德上是可以证成的。《决定》提出了总体目标，即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，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。
法律责任与道德，两者表现为相互隔膜、互不相干的关系。尤为值得关注的是，党的十八大之后，习近平于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：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，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、理论和实践、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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